【文昭谈古论今】救火还是维稳,习近平为难;王莽的“金融维稳”怎么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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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大陆再次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救火与金融维稳之间的两难。另外基于“谈古论今”的风格,今天再来谈谈古,说说西汉与东汉之间,王莽的金融维稳为什么失败了。

在十一长假的末期,10月7号中国中央银行宣布再次定向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就是中国的各个商业银行和存款类的金融机构,它们存放在中央银行用于不时之需的时候,用于兑付的存款,减少百分之一。于是他们可以有更多钱用于放贷,这是向金融体系释放流动性的做法。这次降准释放出的流动性大约有7500亿人民币。

因为2008年以后的金融“大放水”已经造成了中国严重的资产泡沫、还有债务风险,本来是应该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本来应该抽水、结果还在放水,就体现了救火与维稳之间的矛盾,让中共的金融政策左右为难。救火是救两把火,一是所谓“保增长”、二是挽救债务沉重企业的流动性危机。“保增长”是指在贸易战的压力下,今年经济增长6.5%的目标还得完成,因为这对显示美国的压力不起作用,中国打得起贸易战很重要。假如美国这边加关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下掉个1%、2%的,国际、国内对习近平政府的信心会受到重挫,会有经济和政治上的连锁反应,这对中共来讲既是面子问题、也是里子问题,所以哪怕还是采取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6.5%这个预定的增长率也是咬了牙要保。救的另一把火是债务缠身的企业们,他们到期债务要偿还,却拿不出钱、资金链有断裂的危险。9月分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公办厅联合发的文件里说,要坚决防止“大而不能倒”的情况,但实际情况是确实很多企业是大而不能倒。这就叫“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债多到一定程度那就不是你的烦恼,而是政府的烦恼。你说我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偿债,银行又不给我过渡性贷款,企业破产了,银行现在就有巨额坏帐损失、还有大批的失业,你政府看著办吧。所以今年年初中信银行,还是给了海航增加了200亿元的授信额度。说来说去,“大而不能倒”得看你有多大,倒大不小的企业是可以倒,但大到了像海航这种程度,政府还是要保。

救火与金融维稳的矛盾在于,新释放出的流动资金,如何不让其中的大部分又流入到效益低下的企业里去,成为银行的呆帐。理想地讲,新放出的这4-5万亿资金的大部分应该流入到能够创造就业的企业里、流入到能够创造更高利润率和技术水准的企业里去,这些企业能推动行业的产品质量升级;能提供更多高薪就业机会,从而拉动消费升级。但过去几年的实际情况是,银行释放出的巨量资金相当大一部分进了房地产行业,要么凝固成了一堆钢筋水泥,要么进了房地产行业的资金链、被用来还本付息,在金融系统里空转。大批有创造力、能提供新增就业的民营企业还是得不到资金。不管你怎么释放流动性,跟增加就业和消费只要挂不上钩,那就会变成纯债务负担,这欢天喜地又得到新增贷款的国企、房地产企业们不过是又可以借新债还旧债,以后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又去要胁政府,地雷爆炸那天的到来。

接下来就讲两汉之间的王莽改制,“空想社会主义者”王莽同志的“金融维稳”为什么失败了,他的失败中有哪些内在的逻辑一直在其后的两千年间延续,不停地重演。所谓“王莽改制”,包含有大量社会主义成分,集中体现在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上。从今天的眼光看,很像一个极左派分子搞的激进社会实践,但它名义上是以恢复传统的名义,就是用一个全能政府的力量,把社会的时钟一步拨回到夏、商、周的时代。王莽同志搞土地国有,禁止买卖,想恢复周朝的“井田制”——井字形的网格状田地,每个方块是一百亩,9个方块是“一井”,中间那一块是“公田”,旁边八块是私田。中间这块“公田”由农户们共同出力耕种,公田上的产出归国家财政,旁边八块由政府平均分配给农户耕种,政府再收1/30-1/10的农业税。这种制度下每一户的赋税和劳役都是平均的,很简单、很公平。王莽同志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以这种基本的方式组建起来。这个恢复井田制的幻想彻彻底底失败了,以后我们详细来说。

今天重点说说王莽同志的金融维稳,他这里说的“维稳”,并不是指他要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减少社会债务啥的。指的是他要通过金融手段维持他的政权稳定,所以从最终目的来讲和今天的“金融维稳”也是一致的。王莽同志为什么觉得自己的政权,需要用金融手段来巩固呢?原因是他取代汉朝天子这个过程;虽然得到儒生和权贵里大部分人的支持,但是在汉朝的宗室、地方豪强里还是有相当大反对势力,毕竟这天下从他们刘家变成你王家的了,人家能高兴吗。所以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王莽就想出一招金融手段“货币制度改革”——就是废除西汉已经非常成熟的“五铢钱”,改用新钱。一两是二十四铢,“五铢钱”就是重大约1/5两的铜钱。五铢钱是汉武帝元狩五年开始铸造,由于它铸造精良、成色稳定,很快通行于市场,西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这个五铢钱除了用于交易之外,也成了贮藏的货币财富。这是王莽盯上它的原因。王莽建立的朝代就叫“新”,新的朝代建立,改年号、变服饰、包括改革货币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王莽借这个机会变更货币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打击地方豪强的势力,因为富户豪强们贮藏了大量的五铢钱,就有可能用这些存量财富招兵买马、豢养死士,颠覆我的新生政权啊!

怎么维稳呢?王莽同志很聪明,我发行新钱,宣布汉朝的五铢钱作废。那你家地窖里存的几十个大坛子的汉朝铜钱就作废了,你拿什么招兵马买呢?新朝的钱,只能由中央政府来铸造。这样政府通过垄断铸币权,相当于控制了全国的货币供给,相当于金融流动性的水龙头在王莽同志手里攥著。他命令社会上的汉朝五铢钱禁止流通,也不准收藏,得上交到政府兑换成新钱。王莽发行的新钱含铜量也不足,可兑换五铢钱的比例又定得很高,还用这种方式来掠夺财富。你们这些豪强大户这一辈人都入土了,货币财富都恢复不到早先的水平,你们制造不稳定的能力不就被大大削弱了吗——很聪明是吧。

得说一下,国家垄断铸币权这事其实不是王莽的发明,是汉武帝时代就稳定下来这么干了,在汉朝早期有的阶段,民间是可以私自铸币的,政府只监督铸币的品质,别让那些分量成色都不够的劣币充斥市场就行。自家可以印钞票,这事现在听起来很离谱是吧?但那个时代主要问题是政府不知道市场上需要多少钱流通,没那个统计手段,所以经常的情况是货币供给不足,所以得允许民间私铸钱,但从汉武帝时起禁止私铸了。中央政府控制了货币的供给,从这一点上讲就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而王莽在此基础上多做的一件事就是,除了铜钱的铸造、发行只能由中央政府做,把黄金也给国有化了(黄金也是币材)。垄断货币以后王莽就试图垄断信贷,还建立国家银行,给农民发放贷款,削弱地方豪强与农民之间的经济联系。总之他干了特别多很穿越的社会主义的事。

但问题来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所有渠道都是和某些利益集团绑定的,当时也并不存在强大和自发运行的市场,市场自己没有强大到那种程度消除系统内的“杂音”。同时汉朝的官僚体制是察举制,由地方官向朝廷推荐辖区内社会声望高的人,那豪强大族在这种选择制度中也有优势,他们的子弟也遍及官场,土地兼并以后衍生出的经济利益集团也有其政治上的代言人和保护者,他们之间合作也能找出很多办法来减少王莽货币改革对豪强富户们的伤害。所以王莽同志的社会主义金融维稳过程中,实际躺枪的是中产阶级,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小商贩。原来的钱不准用了,中央政府又不知道市场上新钱的需求是多少,就造成严重的货币供给不足,于是商业交易陷入瘫痪,大批民众破产。王莽的信息反馈渠道不畅,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一看见新钱造成混乱,就把它废除再发行另一种新钱,到最后市场上通货不足了,把上古时代的龟甲、贝壳啥的也都拿出来作为货币流通,“莽新”一朝十五年,规定了28种货币之多,完全是瞎折腾,搞得商品经济全面崩溃,民怨沸腾。

从王莽时代开始,中国历代的税制和货币制度改革,虽然有的能收一时之效,但最终都难免会造成中产阶级受损失的宿命。真正的穷人因为也没啥货币财富,有点财产也是以实物(粮食)形式存在的。而富裕阶层他们的利益又和官僚阶层绑定,总有办法转嫁新政策带来的伤害,因此最终躺枪的也就是自耕农、小业主、手工业者这些人。我们两个星期前讲的南宋末年贾似道搞的国有土地改革也是一样,最终都变成了对中产阶级的掠夺。

没有独立和纠错力量强大的自由市场,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因问题,所以一切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想让它不走样,就只能靠政府自己的纠偏力量。但这实际又不可能,因为经济权贵和官僚已经绑定了,他们不可能允许伤害自己利益的事发生。所以一切经济改革最后就会变成权贵和官僚们寻找替死鬼、炮灰和韭菜。

回过头来央行降准刺激经济的措施,对中国实体经济、和广大民营企业来讲,他们最需要其实不是释放流动性,他们最需要的,一是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包括:大幅度地减税、油价和电价这些基本生产资料降价、土地使用价格降低、物流成本降低等等。其次是降低融资成本,你理论上央行降准又新增了7500亿的贷款规模,但是贷款给了那些有关系有背景的企业,民营企业贷不到款还得去借高利贷,那降不降准对他来讲有个毛线用?民营企业借了高利贷、财务状况恶化,银行又说你偿债风险大,更不给你贷款,就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关键是打通“奇经八脉”,把资金流通的通路和循环理顺。要理顺这个循环,就要让权贵企业、国有企业们不再享有金融特权。有好处得他们先占、有难了也得先救他们,那民营企业们最终就免不了炮灰和韭菜的命运,那最终那个失业的大潮就难以避免。

王莽的金融维稳,最后的是越维越不稳,绿林、赤眉起义终结了疯狂的“王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的金融维稳又会是什么结局呢?这是今天提出的思考题,其实解决办法就是一条路:取消特权,培育一个公平、独立、有强大自我纠错能力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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