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代佛教宗师 汉方医药之祖 文化之父—— 唐代高僧鉴真大师

鉴真(688年-763年6月25日),唐代高僧,江苏扬州江阳县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祖师,日本建筑和医学的发明人。

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鉴真出生于扬州,俗姓淳于。701年,鉴真入扬州大云寺为沙弥,706年,受菩萨戒,709年,随道岸禅师入长安,在实际寺荆州弘景律师门下受具足戒,跟随他学习南山律宗。

在长安期间,鉴真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广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一定的造诣。715年,他回到扬州大明寺修行,733年成为当地佛教领袖、大明寺方丈,受其传戒者前后有四万余人。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大明寺位于中国江苏省扬州市蜀冈风景区之中峰,曾是鉴真居住和讲学之所,古有“扬州第一名胜”之说。

大明寺初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年),故称“大明寺”。隋仁寿元年(601年),文帝杨坚六十寿辰,诏令在全国三十个州内立三十座塔,以供奉舍利(佛骨)其中一座建立在大明寺内,称“栖灵塔”。

唐天宝二载(743年),大明寺律学高僧鉴真大师应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邀请,为弘扬佛法,历经十年艰险,先后五次失败,终在唐天宝十二载-日天平胜宝五年(753年)东渡日本。

清朝雍正帝曾题联“万松月共衣珠朗,五夜风随禅锡鸣。” 乾隆帝曾题额“蜀冈慧照”题联:“淮海奇观别开清净地,江山静对远契妙明心。”清廷因讳“大明”二字,曾沿称“栖灵寺”。

寺內建筑有山门殿:兼作天王殿,正门上额“大明寺”,殿内供有弥勒像,背面为护法韦驮,两旁分立持国、增长、广目、多闻四大天王。过天王殿,见庭院开阔,古木参天。东有百年桧柏,西有百年黄杨,中有宝鼎两尊。

平山堂: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堂前花木扶疏,庭院幽静,凭栏远眺江南诸山,恰与视线相平,“远山来与此堂平”,故称“平山堂”。堂前有联曰:“过江诸山到此堂下,太守之宴与众宾欢”,是欧阳修当年潇洒流运的生动写照。

天下第五泉:在平山堂之西是一座富有山林野趣的古典园林——西园。西园一名御苑,又名芳圃。
  
鉴真纪念堂:1963年中日两国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时,由梁思成设计,当年奠基,于1973年建成的。

栖灵塔:共九层,始建于隋仁寿元年(601年),唐代诗人李白、高适、刘长卿、蒋涣、陈润、刘禹锡、白居易均曾登临,并留下千古绝唱,反映了被誉为“中国之尤峻特者”的栖灵塔气势磅礴、高耸云天的雄伟气概。栖灵塔毁于唐武宗会昌年间。

公元7世纪时,日本有一个长屋王。长屋王生于684年,是日本天武天皇的孙子、高市皇子的长子。长屋王爱好文艺,擅长诗词,对佛法有一定研究。他非常羡慕唐朝发达的文化和佛教,制造了1000领袈裟,派人送给唐朝的僧人们。这些袈裟上绣着四句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长屋王流传到唐朝的四句话,被高僧鉴真看到了。鉴真非常感动,对日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接坚定了他将佛法往东洪传的決心。至此引出了鉴真六渡扶桑的佳话。

本次國內出現疫情,各地紛紛捐贈物資救援湖北武漢,日本在贈予的口罩外包裝就写了这句話: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此八個字,时隔千年,依然让人泪目,看似簡單,却写出了我國古代文化和日本文化的深深交融。

742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到达扬州,恳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为日本信徒授戒。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决意东渡。

后虽经五次失败,但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半个中国,因此声名大噪。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即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

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拒绝,因此不许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转搭遣唐使大船。随行人众24人,其中僧尼17人。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此时,普照也于余姚赶来,11月21日,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余两舟一舟触礁,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今日本鹿儿岛。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遣唐使为7至9世纪时日本派遣往唐朝的官方使节,成为华夏文化在日本传播达到极盛时期的载体。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754年2月1日,重臣藤原仲麻吕亲自在河内府迎接,2月4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尊称“大和尚”。

根据圣武和孝谦的意愿,鉴真作为律宗高僧,应该负起规范日本僧众的责任,杜绝当时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托庇佛门,以逃避劳役赋税的现象,因此,孝谦下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这引起了日本本国“自誓受戒”派的反对,尤其是兴化寺的贤璟等人,激烈反对。

于是,鉴真决定与其在兴福寺公开辩论,在辩论中,鉴真做出让步,承认“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为正式认可的具足戒必须要有三师七证,结果贤璟等人皆被折服,舍弃旧戒。鉴真于是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圣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之下皇族和僧侣约500人授戒。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

然而,758年,作为鉴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孝谦天皇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被迫传位给淳仁天皇。鉴真也随之遭受到排挤。758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烦躁,不敢劳老”为由,解除了鉴真“大僧都”一职,并将在宫廷斗争中败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鉴真。次年,鉴真弟子在该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赐名“唐招提寺”,鉴真从东大寺迁居至此。淳仁还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

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5月6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入灭之前,其弟子为鉴真膜影,立夹漆像,传世至今。

764年,孝谦天皇镇压了惠美押胜之乱,重新登基。鉴真的弟子思托、法进等人相继成为“大僧都”,唐招提寺也得以扩建,成为日本建筑史上的国宝。鉴真所开创的四戒坛,也成为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之前日本佛教僧侣正式受戒的唯一场所。鉴真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

唐招提寺,日本律宗的总本山。位于奈良县奈良市五条町。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亲手兴建的盛唐建筑风格寺院,日本国宝,并于1998年作为“古都奈良的文化财”的组成部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建于8世纪的寺院金堂和讲堂,都是日本国宝级古建筑。寺中建筑鼓楼、经藏、宝藏、干漆卢舍那佛坐像(8世纪)和干漆鉴真和尚坐像(8世纪)等等都为日本国宝。

唐代鉴真大师赴日,是当时日本朝野瞩目之大喜事,鉴真大师赴日,经历千辛万苦,第一次东渡,为风暴巨浪所阻,滞留国内历时五载,方能重组船队,作第二次东渡,时鉴真大师已双目失明,仍决心不改,矢志东渡,果得成功,大受日本朝野欢迎。鉴真不仅为日本带去了佛经,还促进了中国文化向日本的流传。在佛教、医药、书法等諸多方面,鉴真对于日本都有深远的影响。

鉴真在日本首次建立起了严格的戒律制度,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便利了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今日,尚有余辉。

鉴真熟识医方明,当年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时,唯有鉴真所进药方有效验。据日本《本草医谈》记载,鉴真只需用鼻子闻,就可以辨别药草种类和真假,他又大力传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知识,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因此,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按照日本汉方野崎药局主席野崎康弘的说法,36种药草都是鉴真带往日本并推动使用。

鉴真及其弟子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第六次东渡之时,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摹本一幅丧乱帖、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50卷。这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鉴真本人也是书法名家,其“请经书贴”被誉为日本国宝。

鉴真弟子真人元开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简称《东征传》记载鉴真大师当时使用和携带的钱为“紫边钱五贯、青钱十贯、正炉钱十贯”。《东征传》中的青钱和紫边钱,是质量比较高的钱币,青钱呈青白色,铸造精美。唐人诗文中有“青钱万选”的说法,用以比喻出类拔萃。紫边钱是几乎不含杂质的紫铜钱,它的边缘呈紫红色。总之,鉴真东渡带去的都是高质量的正版唐朝钱。

跟鉴真东渡带去的巨大文化财富相比,几十贯铜钱的价值并不高,但这些铜钱同样改变了日本。从历史上看,开元通宝是中国货币史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币种。它除了在计量方式和铸造工艺方面的变革之外,第一次是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的货币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在开元通宝的范例下,周边的日本、新罗、百济、渤海等国都以开元通宝为蓝本进行铸币,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汉字货币体系。就日本而言,和铜元年(公元708年),日本开始以开元通宝为样品,铸造“和同开珍”钱。

到了天平宝字四年(公元760年),也就是鉴真抵达日本后的第7年,日本开始铸造第二款仿唐铜钱:万年通宝,这也是日本首次铸造通宝类钱币。

天平神护四年(765年),也就是鉴真圆寂后的第3年,日本铸造了第三款仿唐铜钱:神功开宝,式样仍然仿造开元通宝。从708年到958年,日本一共铸造了十二款仿唐式铜钱,被称为皇朝十二钱,又称日本钱十二品、和朝十二文。

1972年,日本考古学家在对进行修整时,在主佛像药师如来立佛的左掌中发现三枚埋在漆层下的铜钱,分别为和同开珍、万年通宝和神功开宝。这也是日本考古发掘中唯一在古代佛像手中埋藏铜钱的例子。由此可见,日本早期货币特别是万年通宝和神功开宝与鉴真大师有着很深的渊源。

鉴真在中、日两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当其去世的消息传回扬州的时候,扬州僧众全体服丧三日,并在龙兴寺行大法会,悼念鉴真。在日本,鉴真也享有国宝级人物的待遇。1963年是鉴真去世一千二百年,中国和日本佛教界都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日本佛教界还将该年定为“鉴真大师显彰年”。1980年,唐招提寺住持森本孝顺奉鉴真漆像“回乡探亲”,扬州大明寺因此得以重修,成为中日邦交史上一件大事。历经十年绘出的国画《鉴真东渡图》(郭德福)在中国掀起了鉴真热。

因鉴真大师在日本弘扬佛法,传播文化的功绩,被日本人民誉为"律宗之祖""文化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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